死了这个两字，生生卡在她嘴里。
老太太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女人站在原地面色惨白，唯有那被吓坏的孩子不知所措看着奶奶，又看了看母亲，漆黑的眼珠里写满惊慌。
他又看了眼地上的国旗，上前去拉拉母亲的衣袖，怯怯地问了句：“妈妈，爸爸呢？”
出门前，他从睡梦中被母亲拉了起来。
一路上拼命追问，可奶奶和母亲一句话都没有说。
隐约记得出门前，母亲满面泪光对奶奶说了一句话：“他们把陈一丁的东西……送回来了。”
七岁的孩子不明事理，只记得父亲常年在国外，一年顶多回家一次。
但既然父亲的东西都被送回来了，那也就是说，他也回来了，对吧？
他有些高兴。
可眼下的场景却不太对劲，明明父亲每次回来，母亲都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这会儿却不知为何站在那背影笔直，面上一丝笑意都没有。
他拉着母亲的衣袖，问爸爸在哪。
也就是这一句，短短五个字，属于孩童稚嫩的问询，刹那间叫女人浑身颤抖起来。
她猛地甩开孩子的手，扑通一声跪在冷冰冰的地板上，一把掀开那刺眼的国旗。陈一丁的黑色皮质旅行箱好端端搁在那，皮面已有些泛白，好几处破了口子。
这箱子是她五年前替他买的。
随他四处奔波，伤痕累累，早该换了。
可陈一丁总笑着说：“不换。你买的，用惯了，舍不得丢。”
她还记得去年春天，他站在卧室门口看她细心整理衣物，一样样往箱子里摆整齐时，她问他：“还有什么没带的？”
他倚在门口冲她笑，一张脸因常年奔波在外，晒得又黑又糙。
口里的话却很温柔：“还有你。”
那时候她瞪他一眼，“老夫老妻了还搞这套，你害臊不害臊？”
他走到她面前，叹口气，拉起她的手，“老在外面跑，叫你一个人在家又伺候老的，又照顾小的，还为我担惊受怕，真是对不住。要真能把你装箱带走，那可就好了。”
她眼中一热，却还装作不在意地瞪他一眼，“你还是赶紧走吧。在家跟大爷似的，饭不会做，只会添乱。谁稀罕天天跟你在一处？”
陈一丁知道她口是心非，只顾笑，也不拆穿。
陈太太跪在地上，一寸一寸摸着那只箱子，眼泪滚滚而下。
婆婆在身后嚎啕大哭，撕心裂肺地叫着儿子，她却一声不吭，只慢慢地伏倒在那伤痕累累的行李箱上，纤细瘦弱的身躯剧烈起伏，仿佛波涛汹涌的海平面上飘着的一叶轻舟。
生活天翻地覆，昔日伴侣已去。
她抽泣着，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，终于只说出一句泣不成声的话来。
“陈一丁，你，你好歹，留一捧灰给我死后作伴啊……”
像今日这样不明不白死在异国他乡，连尸骨都见不着，她连一丝半毫的念想都看不到。
心如刀绞都不足以用来形容此刻的痛。
女人的声音微弱，支离破碎。
哭不是痛哭失声。
骂不是破口大骂。
可痛，是在场所有人听进耳里、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。
七岁的孩子被奶奶和母亲的哭声吓到，终于也跟着哭了出来，不知所措地站在那。生平第一次，这两个最爱他的女人都不理睬他，他哭着哭着，越来越委屈，终于从小声哭泣变成哇哇大哭。
大厅里无人说话，无人动作。
那鲜艳似火的国旗皱皱巴巴地躺在一旁，刺痛了所有人的眼。
不少人擦泪。
伤痛需要时间抚平，更需要哭泣宣泄。
面对这孤儿寡母，没人上前劝慰，因为在人命面前，劝慰无解，帮助无用。
没有人有资格开口叫他们别哭了，正如没有人能弥补他们失去的一切。
薛定站在人群之中，背脊笔直，一动不动看着这一幕。
这是他从业八年来，第三次看见这样的场景。社里牺牲的同事当然不止三个，但他常年在外，并不是每次都能赶来现场。
他还清楚记得前年春节时，陈一丁叫他去后海喝酒的场景。
亦师亦友的男人拿着酒瓶，把他从嘈杂的酒吧拉出去，沿着后海散步，说自己肠胃不好，老婆不让喝酒，必须吹吹冷风，把酒气给吹散了再回家。
站在湖边上，陈一丁笑着说：“你小子真是不婚主义？”
他点头。
陈一丁就锤他一拳，“傻子，结论别下太早，你总得遇见那个人了，才知道自己想不想结婚。”
那时候的薛定很坚持，“干我们这一行的，无牵无挂最好，既然不能给对方安稳的生活和朝夕相处的婚姻，不如不结。”
陈一丁就笑话他：“你还别说，我还是个愣头青时，也跟你是一样的想法。可到头来才发现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是我在外头奔波时唯一的盼头。”
“你就不怕自己一不留神死了，全家老小跟着伤心？”
“所以我努力不让自己死啊。以前还能不要命，现在就能做到三思而后行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，我可是陈一丁啊！我这么牛逼，不会出事的。”
薛定记得清清楚楚，陈一丁说这话时，面上的意气风发，和眼里的牵挂眷恋。
陈一丁是一名优秀且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，若说社里有谁敢这么自信满满拍着胸脯说自己牛逼，非他莫属。
可大雪夜里，大厅里摆着孤零零的行李箱，三个失去至亲的人跪的跪、坐的坐，瘫倒一地，嚎啕大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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